剪灯自话

古希腊文化灿烂辉煌，反映了人类健康的童年时期，之后，襁褓之期健康的欧洲人在发育时期却经历了上千年的压抑。因此，单就历史脉络而言，较之欧洲文学艺术具有时段上的爆发性特征，中国文艺似乎更加渊远绵长。魏晋、隋唐的富丽多姿、宋明的理智内敛…中国的文艺无需“复兴”，就已让世人瞩目。我们得感谢先秦祖先在民性中埋下重实际的理性的种子，保证了我们的文化虽有起落，但无兴亡。

陈寅恪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对于理解他的治学特点具有代表性意义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陈寅恪细致考证了陶渊明的家世历史，并以此解释其思想形成的背景原因，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历史学角度。以历史学家及语言学精英的身份背景探讨文学，对文艺理论视角的扩充有极大的意义。正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史学家卡斯特罗对西班牙宗教历史的研究，使塞万提斯研究者们开始触及真实的历史，无意中使《堂吉诃德》的研究跨出了重要一步。

陈寅恪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回到祖国，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结束，余波尚劲，文人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颠覆性否定的同时，国内学术及文化标准开始混乱。此时，西方学术研究的独特思路为中国学者打开了全新视角，国内研究者们惊异于西人治学的冷静深邃，便开始了学术标准的全盘西化之路。西方学者成了中国学者效仿的对象、国际汉学家研究的问题成了国内的焦点，于是各种“主义”、“学派”、“制度”等西方术语纷至沓来。然而，毕竟那一代人还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，像陈寅恪一类承继家学渊源、旧学根基深厚的学者，虽然留学海外，面对西学一片的溢美之辞，仍然能坚守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。

这批学术大家为数并不小，不怪王汎森在《傅斯年与陈寅恪》一文中，开篇即引“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”。五四时期，虽然学术标准鱼龙混杂，但毕竟给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契机。改朝换代的当口，不但有利于新思想的发端进入，知识分子也开始尝试摆脱政治阴影。相对宽容的学术制度成了自由知识分子发展的土壤。所以，在那个个体命运都风雨飘摇的时代，像陈寅恪一样的学问人仍然执著地坚守独立的治学精神，借着宽容的学风，大张自由之思想。

用什么样的方法看待什么样的问题是理性的知识分子最高的智慧。这要求学者不但能够认清方法与问题的本质，还要具有能恰当整合这两者的智慧。在中国的学术问题上，哪些国外手段可以适用、哪些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，对这类问题陈寅恪意识的相当清楚。我们可能无法达到陈寅恪的学识功夫，也就不一定拥有他那样的学术自信，但起码的分辨智慧不应缺乏。像郭绍虞一样将严羽的兴趣说与气象说勉强归类，用对待文学史的方法对待文本，就稍显不大理智。

相比之下，国外汉学家对自身研究方法的长短更为清醒一些。如陈寅恪所言：“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，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满之结果可期”，所以像蒲安迪这些汉学家一直关注中国文学的诗学构成等问题，对风格文采的内蕴则较少切入，毕竟两种文化的美学理想有很大差异。大家彼此都明白，根植于西方文明的人对中国传统的古朴苍凉、冲淡平和等意蕴美能有多深刻的理解。

“为不古不今之学”、“学贯中西”的理想虽然艰难遥远，但仍然是值得现代学人向往的目标。